美国总统拜登为给全国性竞选造势，正全力押注所谓“拜登经济学”。为了维持美国优势地位,“拜登经济学”鼓励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劳工标准、加剧大国竞争并减少经济相互依存，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战略界和经济思维的深刻变化。它煽动地缘经济竞争，也给美国经济和盟友带来风险。
拜登就任后的主要“经济履历”始于2021年底《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以及之后《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的立法胜利，这些涉及基建、半导体生产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令美国产业政策回潮。以此为代表的这套被拜登政府归纳为“拜登经济学”的操作，与减税、减少赤字和放松管制等试图通过充分激活市场潜能来推进增长的传统供给侧经济学划清界限，也标志着美国从对自由市场的忠诚到政府更频繁干预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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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国内经济看，“拜登经济学”认为放松监管、削减税收和私有化过度强调市场效率，使美国金融部门享有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领域陷入萎缩，严重损害美国工业能力。国际金融危机、疫情和俄乌冲突也先后揭示出美国工业能力的脆弱性。基于此，它提倡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应对气候变化、重建美国工业基础甚至“对抗中国崛起”。
从贸易领域看，“拜登经济学”认为保护敏感行业应取代自由贸易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特朗普政府曾针对中国征收大规模关税，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加征钢铁和铝关税。拜登政府非但没有否定前任贸易政策，还放大了这些贸易政策背后的理念，对美国和全球贸易政策提出严重质疑。这使美国重商主义再次复苏，美国对外关系从传统贸易伙伴关系转向某种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
不过，美国历史上的此类干预措施效果都不算好。从以往情况看，美国企业往往将更专注于游说政府而非应对市场，创新也将放缓。首先，以“拜登经济学”这套模式补贴个别公司和行业会损害美国经济，扭曲市场竞争，效率较高的生产商将被效率较低的生产商抢夺市场。没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美国企业面临更高的劳动力和供应相对成本，与受补贴行业的企业争夺员工和客户。
其次，以这种方式提供的补贴也给消费者造成巨大成本。由于更高效的选项被排除在外，美国消费者必须选择购买符合某种国内成分要求的产品，在通胀仍然高企的情况下，保护主义无疑再次助长通胀。
再者，美国政府采取这类干预措施的经济效率不佳。高盛分析预计，通过《通胀削减法》提供的补贴在十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对气候变化而言，法案提供补贴带来的政府开支超过了通过碳税实现同等速度进展带来的政府开支。换言之，通过补贴改变企业商业模式不如发出价格信号让企业改变来得高效和理想。
最后，产业政策重现也使美国经济受到政治扭曲的影响。政治关系和游说能力的重要性上升，而技术能力和效率下降。美国自身体制决定利益集团操控候选人，游说国会议员影响法案制定和修改，金钱政治和利益输送大行其道。美国企业通常会为了得到公共资源而进行激烈的游说，并且往往导致最终政策决策标准改变，对议员政治有利的项目将优先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项目。
从美国国内政治看，拜登的“经济履历”已被通胀蒙上阴影。拜登上任之初，推动了1.9万亿美元《美国救援计划》进而引发通胀飙升。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2021年3月，60%美国成年人认可拜登处理经济方式，如今该比例减少至33%，略高于3/4的人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佳；相比之下，特朗普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支持率比拜登高18个百分点。
另外，“拜登经济学”宣扬的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出于短期政治考量，争取曾被特朗普牢牢吸引的民众，但保护主义并非在美国所有地区都是政治赢家。2016年，特朗普在“铁锈带”工业各州赢得选举，拜登认为民主党不能重蹈覆辙，上任后就支持工业化和劳工就业，批评自由贸易。然而当前美国总体民调显示，多数选民并不反对贸易。2022年盖洛普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对促进国际贸易持支持态度。这说明多数美国人依赖出口行业工作，消费者受益于购买价格较低、质量较高的海外制成品。
从国际上看，美国就此放弃开放市场捍卫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对国际经济议程形成负面冲击。一方面，美国实施补贴的行为会引发其他国家效仿，或者可能遭至其他国家反制和报复。其他国家可能采用比美国更大的力度补贴国内生产者，最终结果是所有纳税人为相互抵消的政策买单。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政策将冲击中低收入国家。美国宣扬的“友岸外包”是确保美国产业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好处集中在美国值得信赖的盟友。这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将需要与美国选定的“朋友”竞争，连欧洲也面临与美国产业政策旷日持久的竞争。这种恶性竞争还会使中低收入国家的产业战略只能沦为防御性的经济生存措施，而不再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实际把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留给西方大国决定。（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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